刘邦再次将注意力放在了“杜甫”身上：“这杜甫倒还确实比较符合‘诗圣’之名。”写的内容都是与百姓相关，都是与时局有关，将目光放在时局下的普通百姓身上，而不是高高在上、目光都聚集在皇室贵族。
【彩蛋三：人能胜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赏，违之必罚。
……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与怨不归乎天；生乎乱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举归乎天，非天预乎人尔。（唐·刘禹锡）】
神迹的这一个语录彩蛋，可以说又是一个巨大的争论点，就像是明朝的那个王阳明的语录一般。
秦朝。
李斯边读，便连连点头：“就应该是这样，法就是一切的尺度，衡量一切的标准，国事家事都应当依照法来运行，那些把一切归结到天命的，说到底，要么是心怀不轨，要么是没有接触过真正的依法行事。”虽然经过数个故事的洗礼，他对于如今行使“法”的方式、轻罪重罚等方面开始了重新思考，但对于“法”的推崇是不会改变的。
依法，就是最有效、最省事、最完美的！
就像那唐朝后来一样，受赏之人并非有功有能者，这不是法本身的问题，而是应为法失效了，上位者不再遵守法了！但这也绝非是什么“天命”，纯纯粹粹是因为上位者不再依法行事，政治**罢了。
“不过，”他有些感慨，“原来后世还是有对于法的认识啊……”看了这几个朝代，他还以为此后的王朝都一头栽进了儒家的怀抱，法家已经没影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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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这个说法，还和他的老师有点相像。
唐朝。
李世民沉思半晌，还是赞同了这段话。
虽然他自己有时候会有私心，比如神迹中承乾谋反的事情，但是归根结底，若是能够制定一整套切实可行的法度，然后人们都能够依照法度来行事的话，天下就会清明许多，朝堂也会更加完美高效。
就连那所谓的大唐传统，说不定都可以依靠合适的法度而有所削弱。
至于混乱状态下的赏罚不明，那当然与“天”无关，纯粹是人自身没有按照正确的方式来运转。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李世民感叹，若是人的行为不是按照“法”，而是“天”，那尧舜又为何会消亡，暴君为何又能够登上皇位？
宋朝。
对于刘禹锡的话，吵得最激烈的莫过于宋朝。
宋朝人早已知晓刘禹锡，也知道他的这篇《天论》，但对于其中的观点，有人赞同，有人不屑。
赞同的人认为，就像《天论中》那句“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天能做的就是诞生万物，但治理万物，还是要依靠人自己，天在这方面是没有影响的；
不赞同的人，一方面是不认为“法”的效能那么广泛，另一方面则是也不赞同天对人没有作用，君王君临天下，天怎会不做出反应？
这样的争吵其实在神迹出现前就有过，只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但这一次，持反对观点的人都有些惴惴，毕竟，这次放出这样的话的是神迹，而不是赞同这一观点的那些人。神迹放出这段话，莫非是认为这话是正确的？
那就是说，他们是错的？
有人喃喃地问了出来，被认为这种观点正确的人答道：“当然，先贤就已经说过，‘制天命而用之’啊！”那可是荀子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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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的诗是《曲江》，写的就是甘露寺之变以后的情况；
杜甫的是《石壕吏》，作者的省略号省略的内容，前两个是老翁逃走和儿子生死，第三个大致是老妇说自己虽然年老力衰，但还可以从军做饭，不如让她应征；
刘禹锡的《天论》，这一段的基本观点就是：人能胜天，是因为法；法律认为正确的就是大家认为正确的，反之亦然；而守法则赏，违法必罚。如果赏罚错乱，是因为朝政昏庸等原因，导致法律失效，和天命没有关系。
刘禹锡之所以特地写章，是因为当时真的有人认为这些都是因为天命。
荀子就是制天命而用之、天行有常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