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我们可以看出，宋辽两国“澶渊之盟”的过程，有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前后经历了两个多月时间。
“澶渊之盟”的过程，也是一个“边打边谈”的过程。而其中的主要促成者是王继忠、曹利用。决策者则是辽国的萧太后、耶律隆绪，宋朝的真宗赵恒。
但是笔者认为，“澶渊之盟”的真正奠基者则是寇准。纵观古往今来的历史，“和谈”往往都是建立在武力基础上的，没有军事实力作为支撑，“和谈”无疑是空中楼阁。寇准力主赵恒亲征，鼓励士气、激励军心、指导军民顽强抵抗，让辽国看到了宋朝的强大实力，感觉到了宋朝的抵抗决心，才会经过多次试探以后，最终甘心真正坐下来友好“和谈”！“和谈”，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
让我们再重新简单捋一捋“澶渊之盟”的曲折和谈过程。
最初在九月，契丹在王继忠的建议下，向宋朝发出“和谈”信息，赵恒接收信息，尚不能确定真假，来不及回复。双方将士没有领会各自最高层的意图，在前线闷头开打，结果应该说互有胜负。这是契丹的第一次试探，没有成功！
十月，王继忠力劝“和谈”，辽国再发出“和谈”信息，此次，赵恒在毕士安的鼓励下，接受信息，派出曹利用为“和谈”使者，同时勉强接受寇准的规劝，下诏准备亲征，做好了边打边谈的两手打算。
首次“和谈”，契丹要价太高，双方不欢而散，“口上功夫”未分高下，接着又“手上功夫”见真章。还是输赢各半，不相上下，战局犹如棋局，和局最让双方精疲力尽。
十一月，赵恒亲征，抵达澶州，宋军士气高昂，契丹先锋大将萧挞揽未战先亡，战争形势逐渐有利于宋军，辽国萧太后和耶律隆绪见势不妙，最终下定决心“和谈”，第三次派使至宋，表达真实和谈意图，请求赵恒派使“和谈”。
双方你来我往，经过几轮谈判，几次互派使者，最终订立条约，确立盟好，握手言和！
从整个“和谈”过程来看，萧太后是迫不得已，赵恒是诚心至上。但是从以后近百年的发展态势来说，契丹派使“和谈”尽管是迫于无奈，但也是真实意思表示。
“澶渊之盟”的签订，对宋辽两国双方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澶渊之盟”结束了宋辽之间长达二十五年的战争，此后宋辽两国睦邻友好、礼尚往来、互通使者，有记载的使者互访竟达三百八十多次。
合约签订后，双方在边境地区建立榷场，开放贸易。
从此，北宋的制瓷和印刷技术陆续传往辽国。同时，北宋用香料、犀角、象牙、茶叶、瓷器、漆器、大米和丝织品等，交换契丹的羊、马、骆驼等牲畜。
双方的关系最后发展到，辽国边境发生饥荒，宋朝也会派人在边界赈济契丹灾民，后来，宋真宗赵恒崩逝消息传到辽国时，辽圣宗耶律隆绪“集蕃汉大臣举哀，后妃以下皆为沾涕”，很是感怀这位友好的兄长。
史说，“澶渊之盟”后，宋辽两国之间“生育繁息，牛羊披野，戴白之人，不识干戈”。双方边境，牛羊遍地，不分彼此，即使上了年纪的白发老者，也不知道战争是什么状态。
二、宋辽双方都节省了军费开支，减轻了人民负担。
从宋朝来说，往年由于战争，每年用在边境的军费开支在千万两以上，如今每年仅花费十万两，为平常的百分之一，减轻了朝廷赋税压力。而且避免了重兵长年戍边，造成民众过量的徭役，以极少的代价换取了战争所难以获取的平安。
三、促进了宋辽之间的经济化交流，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经济发展、化繁荣、民族融合。当然这一点是我们现在历史学家总结的，当时的武大臣，谁知道“民族融合”是个什么东东？
总之，用一纸“和约”换来百年和平，这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是少有的。一百年在滚滚历史洪流中，时间不能算很长，但是在一朝一代来说，却是相当长久的。
凡事都有利弊，长期的和平，让宋辽双方都疏于战事，兵备松弛，最后双双被后起之秀金国灭亡。我们学史，既要从中吸取教训，更要铭记教训。任何年代，军事实力都是国家的根基，没有军事实力筑基，再坚固的高楼大厦也会轰然倒塌。居安思危，警钟长鸣，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佐料：司马光《涑水记闻》记载了王钦若的几件事，据此，我们可以侧面了解王钦若为人。
王钦若善于揣摩真宗赵恒的心思，而且极力曲意奉承，每每能搔到赵恒的痒处，赵恒只要看见他，就满脸笑容。
赵恒每次升王钦若的官，王钦若进宫拜谢时，赵恒都亲切地问：“做这官中意吗？”宠遇异于常人。
王钦若为人阴险狡诈，善于用虚伪糊弄人，被骗的人还很难醒悟。
王钦若和王旦同朝为宰相时，翰林学士李宗谔有名声，王旦很看重他，想推荐他为参知政事，便将想法告诉了王钦若，王钦若不动声色地回答道：“好！”
王旦道：“我应该向皇上奏报。”
当时，李宗谔家里贫穷，无钱婚娶，王旦前后借给他共一千缗（一缗即一贯，一千个铜钱），王旦借钱给李宗谔这件事，不知怎么被王钦若知道了。
而按当时朝廷的惯例，大臣获得参知政事的职位，将有三千缗的赏赐。
王钦若偷偷向赵恒秉奏：“李宗谔欠王旦钱，王旦想推荐他为参知政事，图李宗谔获得陛下三千缗赏赐，以便归还自己的债务，他王旦恐怕不是为国家选择贤才！”
第二天，王旦果然向赵恒举荐李宗谔，赵恒勃然变色，不同意，王旦一直搞不清赵恒发作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