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支持者主要有吕惠卿、曾布、韩绛、蔡确、章惇、王广渊、邓绾、吕嘉问、李定、李参等。
而这些变法派中，后来吕惠卿内讧，蔡确背叛，两人和曾布、章惇都被列入“奸臣传”。反观保守派即变法反对派，除了司马光以外，几乎个个都是大咖，我们一一道来。
公元1069年六月，“制置三司条例司”才成立四个月，御史中丞吕诲便写好奏疏，要弹劾王安石。吕诲进宫前，恰好遇到司马光，司马光见吕诲一副意气风发的样子，便问他进宫干什么？吕诲回答要弹劾大臣。司马光暗中问吕诲想参劾谁？吕诲一挥衣袖道：“袖中弹疏，正是新任参知政事（指王安石）也！”
司马光愕然道：“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世人都说，朝廷得人啊！”
吕诲道：“君实（司马光字）也这样说吗？王安石现在确实有声望，但他轻信小人，天下必受其害，这是心腹大患，怎么能等下去？”
吕诲上疏后，被赵顼贬为知邓州，赶出了朝堂。吕诲刚走不久，侍御史知杂事刘述率侍御史刘琦、钱顗共同上疏道：“王安石执政不到数月，中外嚣然，奸诈专权之人，岂能居庙堂乱国纪，愿陛下罢黜他们，让天下人心安！”
奏疏上，赵顼大怒，刘琦被贬为处州（浙江丽水）盐酒税务，钱顗为衢州盐酒税务，刘述因为有司马光和范纯仁力争，处罚轻一些，贬知江州。
钱顗在走之前，指着同事殿中侍御史孙昌龄的鼻子大骂道：“你孙昌龄攀附王安石，所以做了高官，做高官本来是要为国报恩的。今天这个态势，你却不置一词！我钱顗现在流放边远，你高兴了？我看你连猪狗都不如！”
孙昌龄脸皮也薄，被骂得抬不起头来，立即上疏行动，上疏弹劾王克臣阿谀奉承王安石，欺骗蒙蔽人君，被贬为通判蕲州。
八月底，知谏院范纯仁又亲自出场。上疏指责道：“王安石变祖宗之法，搜刮民财，百姓不安！”接着请求辞职。
王安石派人送信给他道：“不要急着走，陛下打算让你做知制诰！”
范纯仁轻蔑地回答道：“这样的话对我有用吗？谏言不被采纳，再好的待遇我也不在乎！”
范纯仁的不买账也激怒了王安石，打算处罚重一些，赵顼道：“他没有很大过错，暂且给他一块好地方吧？”贬知河中府，不久又升为成都转运使，范纯仁到地方后，禁止下属推行新法，王安石无法，只得再将他挪远一点，调知和州（安徽和县）。
在变法初期，苏辙和吕惠卿一起，被王安石推荐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字，但是在工作中，苏辙的意见经常和吕惠卿相左。
“青苗法”是王安石和吕惠卿商定的，在推行前一个月，王安石拿出法案底稿给苏辙看，并且对苏辙道：“这是''青苗法''，你仔细看看，如果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但说无妨！”
苏辙认真看完后，对王安石道：“官府拿钱放贷给百姓，本来是救百姓，但是在操作当中，恐怕官吏狼狈为奸，最后适得其反。再者说，钱到了百姓手里，就算是良民，也怕他乱用，等到要他还钱时却难！一般来讲，借钱容易还钱难，就算是富民，他都不愿按期归还，何况那些贫民？大家都不愿还钱的话，地方官就会动用刑罚，到时地方鸡飞狗跳。王公打算为百姓谋利益，但是真的施行起来，可能达不到预期效果！”
王安石一听，点头道：“你说得有道理，让我再想想。”此后一个月，王安石都绝口不提“青苗法”。
刚好“京东转运使”王广渊上疏道：“开春农事兴，但百姓困苦，高利贷者乘机勒索。请求留下本路的钱帛五十万，贷给百姓，一年可以收取利息二十五万。”
王安石得到这个奏章，大喜过望，王广渊的建议不就是“青苗法”吗，立即奏请赵顼批准“青苗法”，同时召王广渊进京，详细询问当地情况后，随后决意推行“青苗法”。
苏辙见王安石执意推行，写信给他，力陈不可，王安石生气了，将苏辙赶出“制置三司条例司”，贬为河南府（河南洛阳）推官。
佐料：王安石因为苏辙的劝说，暂时放下了“青苗法”。一个月后，王安石又决心推行“青苗法”。《宋史王广渊传》记载，起因是“京东转运使”王广渊上奏朝廷，他在地方的某些措施和“青苗法”吻合，王安石决意推行“青苗法”的。
但《宋史苏辙传》和《宋史食货志四上》却记载，是“河北转运使”王广廉（王广渊之弟）上奏朝廷，请求用度牒钱（僧道出家，要由官府发给凭证，称之为“度牒”（宋朝时期，官府可出售度牒）钱数千缗做本钱，行青苗法，春季发贷，秋季收款，和王安石“青苗法”一致，所以青苗法得以推行。
《苏辙传》并且在末尾的“论曰”里强调：后面如果不是王广廉附会，“青苗法”也许就不会得到推广，似乎笃定是王广廉。
同一本《宋史》，观点却不同，我们当然无法判定，到底是谁的点了“青苗法”的导火线。
而《宋史纪事本末》和
《续资治通鉴》的记载，也是京东转运使王广渊。笔者结合《王广渊传》（宋史并无王广廉传）的其他细节，觉得采用王广渊的说法似乎可信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