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点，寝室终于熄灯。
窗帘没合上，从树梢上跃进来一缕白茫茫的月光，落在地上，落在床上，落在黑暗里不愿合上的眼睛里。
高一那年，语老师布置作业，要全班写一篇八百字命题作，题目是《我的父亲》。
路知意问路雨：“我该怎么办？”
路雨说：“没人规定作得完全真实，创作这种事情嘛，真真假假，虚实结合就行。”
于是用了一整个下午，路知意写出洋洋洒洒八百字。
她语一向不错，写作功底强，于是周一的班会课，老师让她上台朗诵这篇得了优的作。
她站在台上，低头看着手里的作本，念道：“我的父亲是一名村官，他在冷碛镇担任村支一职——”
台下立马有了反应。
一个初中与她同班的男生忽然出声：“不对！你爸爸已经不是村支了！”
班主任还没来得及阻止，男生已经一语道破真相。
“他现在是劳改犯！”
全班哄堂大笑起来。
劳改犯这个词语，在这群孩子们的生命里只以一种形式出现过——每当班里的男生剃了个近乎光头的板寸时，就会有调皮蛋开玩笑说：“xxx又剃了个劳改犯头！”
这个词也便失去了原有的残酷意味，成为了一个颇具喜剧色彩的词语。
可对于路知意来说，它一点也不好笑。
劳改犯三个字，意味着她的父亲在坐牢，在服刑，在接受来自命运最严苛的惩罚，在时刻忍受与至亲分离的苦痛。
后来呢？
后来，站在一众探寻的目光里，路知意把作纸撕了。
班主任欲说点什么，收拾这烂摊子，可她赶在她上台之前开了口。
手里用力地攥着那把碎纸，嘴上轻描淡写，“我爸爸是个劳改犯，在坐牢，过失杀人罪。死的是我妈。”
“……”
就连班主任都忘了说话。
“他以前是村支，老好人一个，冷碛镇家家户户出了事他都第一个赶到。修路他参与，报酬都分给村民。人家打架他出面，最后被误伤到头破血流的也是他。镇上有人借钱开养猪场，结果那年夏天猪链球菌爆，没一头剩下，十万块，他攒了一辈子的积蓄，就那么笑着跟人说：不用还了。我妈说他是傻子，好人二字，大抵都和傻脱不了干系。”
“他当了半辈子村支，人人都说村官油水多，可他一个子儿也没存下。家里的电视机用了七八年，坏了无数次，我妈要买新的，他一个人捣鼓半天，非说还能用，结果转眼就给镇上的孤寡老人买了台去。镇上的孩子偷了我妈过年腌的腊肉，那是我妈准备拿去市场卖的，我爸说小孩子，不碍事，谁吃了不是吃。他俩总吵架，吵了大半辈子。”
“我初一那年，他去山上监督工人修路，有人受伤进了医院，他赶回家拿钱给人垫着。结果回家的时候，家里多了个衣衫不整的男人，打了个照面，急匆匆跑了。我妈拉着他不让他追，他急了，猛地一推，我妈从二楼摔下去，头朝地，当场死亡。”
教室里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看着她。
路知意低头，摊开手，那堆碎纸被她手心的薄汗浸染，湿乎乎的。
她笑了笑，说：“我爸是个劳改犯，有人说他杀了我妈，心狠手辣。”
抬头，她环视一圈，平静地说：“可我知道，我爱他。”
《我的父亲》，这就是她的作。
第一次触及这个话题，大抵也是人生里的最后一次。她带着报复心理，像是《基督山伯爵》里写的那样，完成了一场自我复仇。
寂静的教室里，就连三十来岁的班主任也怔在原地。
次日，她去镇上的理店剪了一头板寸——众人口中的“劳改犯”型。
镜子里，理师手持剪刀，迟迟下不了手，再三询问：“……真的要剪？”
她言简意赅，“剪。”
细碎的丝落了一地，镜子里终于出现了如今的路知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