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天德年间。
完颜亮发自内心地觉得耶律察割的谋反成功实在是容易，太轻易了。
说来说去，不过是耶律阮太过轻信耶律察割，又对自己过于自信——耶律察割都擅自且偷偷摸摸地将庐帐向行宫靠近了，耶律阮居然还不觉得有什么问题，还能一如既往的信任重用，没有额外设防，实在是……
要知道，他自己谋划上位可是用了好几年——可耶律察割呢？若是从耶律阮登基开始算起，也不过五年，而若是从他开始想办法获得耶律阮的进一步信任，最多不过四年。
虽然耶律察割最终也没能实现愿望，但他成功了一半。还是说，耶律阮只是对那些近亲，特指自己的兄弟姐妹、以及耶律德光的子嗣抱有警惕？
而耶律察割……他居然放过了耶律璟和其他太宗子嗣，这与放虎归山何异？自己可是等到完颜合剌那个蠢货除掉了自己的亲兄弟、子嗣后才下手的。
汉朝，元狩四年。
刘彻点头，明白了，就是这个第三次的耶律察割干出了大事，让耶律阮一朝只有三次谋反叛乱。
不论他到底是负面意义上的让耶律阮不需要再担心贵族风尚，还是正面意义上，总之这个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相当重要。
至于说如果是负面意义上的作用……刘彻内心冷漠。
虽然理论上作为皇帝，他应当站在耶律阮这一侧，抨击任何敢于犯上作乱的乱臣贼子，给他们以名誉上、心理上等各个方面的全方位打击，以尽可能减少这种现象——他当然这么做了，不过并不激烈：“耶律察割……到底还是蛮夷之辈，竟能尽负君恩，行此大逆不道之事……”
不过，刘彻发自内心地认为，耶律阮要为自己的遭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真的是那个负面作用的话。因为既然耶律屋质此时已经发现问题，最终若是耶律察割当真做出了什么，只能是耶律阮并没有加以重视。
知道耶律察割做了私移庐帐的事情，却能不放在心上，实在是不智。是两三年来执掌大权让耶律阮的头脑被彻底腐蚀了吗？让他看不清情况，觉得自己万无一失了？
【耶律屋质立刻将自己的发现上告了耶律阮，提醒他一定要对此加以警惕和处理。】
【于是，耶律阮：甲暂且按下不表，派人调查此事
乙觉得不可能，认为耶律屋质有些草木皆兵了，不管
丙觉得不可能，直接将耶律屋质的说法告诉了耶律察割
丁大怒，认为耶律察割辜负了自己的信任，当场叫来耶律察割让他申辩】
辽朝，会同元年。
耶律德光再次陷入思考。
这几个选项，怎么看起来都有几分可能？为什么他大辽的彩蛋选项会这般难选？明明其他朝代的选项还是比较好分辨的，起码在刚开始的时候。
可现在他根本不知道耶律阮最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不出意外，耶律察割的事情就是第三次谋反——虽然耶律阮是不能有效压制，但这不代表他现在就会直接放弃压制。
若是他也派人调查了，只是不够仔细，所以让耶律察割逃了过去呢？
韩延徽对耶律德光道：“陛下，臣以为，万事皆有可能……先前其他朝代的选项亦是如此。”
韩延徽的话语很委婉，意思也很明确，那就是陛下您不要用正常的情况去想了，每次神迹让做选择的时候，正确的选项大多数都是相当离谱，就像之前那几个朝代一样。
耶律德光虽然不太想承认，但也明白韩延徽这话很正确，那么，在这四个里面哪个更离谱一些呢？
丙。
不仅完全不当回事，还把情况扭头就告诉了耶律察割。
【耶律阮并不相信耶律屋质的话，他直接把耶律屋质的上表让耶律察割看了。】
【耶律察割是否感到了惊慌？可能是有的，但他完全没有表现出来，反而应对非常完美：哽咽流涕。并且迅速把耶律屋质这封举报归结于是耶律屋质嫉妒自己，想要陷害自己。】
【耶律阮本就对耶律察割信任有加，耶律察割如此表态，又找了一个理由，耶律阮立刻相信了他，“朕固知无此，何至泣耶！”此后待耶律察割也一如既往。】
【放下心来的耶律察割开始不时抱怨耶律屋质，耶律屋质并不在乎，但很快他又发现了耶律察割的问题，于是再一次提醒耶律阮要处理耶律察割。】
【但是，耶律阮的回答是什么呢？“察割舍父事我，可保无他”。耶律察割为了侍奉我，都没有管他的父亲，因此可以保证他的忠心不二。】
【耶律屋质辩驳：“察割于父既不孝，于君安能忠！”】
【但是耶律阮并没有采纳耶律屋质的建议，相反，在天禄四年，还将耶律察割留下来侍奉自己。】
汉朝，帝前元年间。
刘恒对于耶律屋质的辩驳还是较为赞同的——并不是说于父不孝之人一定不会忠君，但是是否孝顺父母显然是一个筛选臣子的最简单的方法，而这个方法多半时间还是很有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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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情况下，一个能够孝顺父母的人，更能够忠于君王。这样的人更会更认同一个王朝所施行的思想政治体系，他属于框架之内，如此一来，破掉框架的可能性就会远低于那些连最基本的孝顺都不能达成的人。
而谋反叛乱弑君，显然是破掉框架的最大表现。
“但耶律阮，这个辽世宗的最大问题并不是耶律察割是否孝顺父亲，”刘恒对刘启教诲道，“而是他作为皇帝，不能有识人之能，不能及时察觉到自己身边的危险。作为一个并非傀儡的君主，却连自己本身的安全都无法保障。”
忠与孝是一回事，耶律阮不能明辨是非，就是他作为皇帝的巨大失职。
刘启若有所思地点头应下了父亲的教导。
宋朝，开宝年间。
赵匡胤对于耶律屋质的话非常赞同，这正和他在大宋举国推广的孝道化极为相合。
他坚定道：“厚人伦者莫大于孝慈，正家道者无先于敦睦。而《孝经》孝治天下，乃群经之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