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1月1日，如果没有这个黑色的星期日，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青山口乡松花江村的宁静也许依然会像江水那样慢慢流淌下去。然而，这个黑色的星期日却突然降临在松花江村，降临在村民李占那三间草房内，更不幸的是降临在他9岁的儿子李洪全身上。
那天像往常一样停电，已习惯把电灯当成一种点缀的农民在烛光下有滋有味儿地生活着。于是，李占的二姑父来李家串门了。
晚上5点来钟，李占的老婆于振杰正在屋里做饭，只听院中9岁的大儿子李洪全脆脆地喊：“妈呀，我二姑爷来啦！”于振杰赶忙迎了出去，把二姑父让进屋。
到门口，她扭头看了一眼儿子：“别往远走，一会儿吃饭。”
虽然她以3岁的年龄为李家生下两儿一女三个孩子，活得很有些力不从心，但母爱的天性并没有让她忘记随时用自己疲惫的羽翼庇护自己的孩子，更何况，三个孩子中这个9岁的小哥哥既聪明又英俊。
不一会儿，在江边拉条子的李占回来了，一见炕沿边坐着二姑父，不禁一阵兴奋。坐在热乎乎的炕头上喝着热辣辣的烧酒唠着粘糊糊儿的嗑儿，将使他这样的农民的夜晚异常丰富多彩。
“我上江边买鱼去！”他撂下一句实实在在的话转身便往外走。
“爸，干啥去？”儿子问。
“爸买鱼去。”
“爸，我也跟你去！”
事情到这里是一个转折点，假如李占当时带儿子去江边了。也许什么都不会发生，可他偏偏嫌他碍事，没带他去。
儿子失望地看着爸爸的背影，自己向院外走去，走进一双魔掌中。半小时后，李占把鱼拎回来，两口子在热气腾腾的厨房里热气腾腾地忙完了饭菜便坐在热气腾腾的桌前热气腾腾地吃喝起来。喝完了酒是9点多钟，二姑父打着饱嗝起身告辞，李占和于振杰去送，在大门口，于振杰捡到一张白纸。
二姑父走后，李占就东倒西歪地走进屋里倒在炕上，于振杰把那张纸拿进屋，顺手放在外屋的自行车上，然后进屋让李占去找孩子，李占说他喝迷糊了，让于振杰去找。
于振杰便去找了，村里所有亮灯的地方她找个遍，只有赵连宽媳妇告诉她，孩子在她家玩儿了一会扑克，5点多钟走的。剩下的再没有谁看到孩子。
于振杰回到家里把情况告诉了李占。李占慌了，酒醒了一大半，赶忙爬起来去找儿子，村里几乎找遍了，村里的人几乎问遍了，谁也没见到李洪全。
快半夜了，村里的灯一家家熄灭了，李占两口子也心不落底儿地躺在了炕上，稀里糊涂地挨到天亮。
因为夜里大家都知道李占的大儿子丢了，所以早晨满村子都是议论、同情和焦急，一个叫赵海波的姑娘对于振杰说：“我姨家在江北，那边有绑票的，把孩子整没了，用钱抽，大嫂，你想想有没有给你写信的？”
经赵姑娘提醒，于振杰突然想起昨天晚上在院里捡到的那张纸，因她不识字，也没看上面有没有字，便随手扔在外屋了。她赶忙回到家中，捡起那张纸，那是一张16开红格信纸，上面有狗爬般的四行字，有识字者念出来是：“李占，拿2000元，从北面第四个电柱，9点。”
李占和于振杰立刻觉得天旋地转：天哪，儿子被绑票了！
绑票！县公安局副局长林晓光、刑警队长郝和、教导员卢方，3个人大眼儿瞪小眼儿，虽然他们都久经沙场，见识过各种案子，但这起农安县有史以来仅见的绑票案却着实使他们吃了一惊。
10分钟后，内勤李德瑞已将案情上报市局刑警大队，而这三个刑警队的总管儿已在去青山口的路上，同行的有刑警队副队长舒成林和老刑警李贤平、李甲、张树、于洪军。那边，120里处，市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崔英杰、曹永君率侦查员在稍晚时赶赴松花江村。
门庭多少有些冷落的松花江村委会，15日这天突然热闹起来。许多人进进出出，据说是县里和乡里的干部们，因为案件涉及人质安危，贸然进村只能打草惊蛇，罪犯极有可能狗急跳墙“撕票”，而侦破绑票案的最初和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解救人质。
刑警们以县乡干部的身份进驻松花江村委会，在这里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触角伸出去，这是侦破这起绑票案的总体设计的第一步。
这一步迈得挺顺利，可是，确定案情性质，这至关重要的第二步却碰到了麻烦。
绑架孩子，索要钱财。从接报案到开进松花江村委会，刑警们全都这样认为，那封勒索信足以说明这点。可是，当听完村长的介绍后，刑警们傻眼了，李占家根本没有钱！他家的生活水平在村中不能从前往后数，只能从后往前数。如果不是图财，那会是什么呢？报复?？奸情？拐卖？
“这不复杂了么？”派出所长邢贵学拍着大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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