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徽踏入蔡府，心中怀揣着敬意与期待。他并未迂回，而是直接前往蔡邕的房。
沿途，府中的仆人对这位来访的贵客纷纷行礼，但士徽的步伐坚定，目不斜视。
房的门敞开着，香气息扑面而来。蔡邕坐在桌后，手持一卷竹简，正沉浸于海之中。士徽站在门口，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衣冠，然后迈步进入。
“小婿士徽，拜见岳父大人。”士徽行礼如仪，态度恭谨。
蔡邕抬起头，目光温和，示意士徽起身：“贤婿无需多礼，就坐吧。”
“多谢岳父大人。”士徽谢过，然后坐在蔡邕对面的席位上。
蔡邕放下手中的竹简，眼神中透露出一丝询问：“前来所为何事啊？”
士徽直入主题：
“岳父，我意在交州各个郡县来办学堂。想请岳父大人在南海郡教授经学。”
蔡邕微微一愣，随即露出深思的神色：“军为何有此想法啊？”
士徽不急不缓地解释道：“想要受到良好的教育必然通过两个途径：一是官学，二是私学。官学虽好，但覆盖有限，且多为权贵子弟所设。私学则更贴近民众，能普及更多渴望知识的学子。我意在交州创办私学，以岳父大人的学识和声望，必能吸引众多学子，造福一方。”
蔡邕听后，眼中闪过赞许之光，他缓缓点头：“贤婿此番心意，倒是与我不谋而合。教育乃国之根本，能普及教育，实乃利国利民之举。我愿意助你一臂之力，在南海郡教授经学。”
士徽闻言，心中大喜，再次起身行礼：“多谢岳父大人成全。”
在汉朝，孩童的教育被高度重视，识字教育通常在八岁之前就开始了。在家中，父母或长辈会教授孩子们识断字，打下基础。八岁之后，孩子们会被送到宗族或闾里的馆，接受更深入的开蒙教育。
这些馆，有的由一族之力独立开设，有的则是由几家人共同出资，聘请讲师。也有一些家庭会请老师上门教学，但汉代的士人讲究“礼有来学，师无往教”，意味着学生应当主动前来学习，而不是老师去迎合学生。
在馆中，八岁至十五岁的孩童们会接受进一步的教育。他们继续学习识字和法，颂读《孝经》、《论语》等经典。据《艺志》记载，汉朝馆的初级教材内容广泛，不仅包括最基础的识字课本，还有教授数理、博物等知识的教材。
例如，荀彧的六叔荀爽，小时候就因为十二岁就能背诵《春秋》而出名，这在当时相当于初中生学习了大学课程。
到了十五岁，这些孩子们大多数会前往郡内的私学或官学继续深造。实际上，私学和官学的数量可能比史中记载的还要多。像郑玄这样的经学家，因其德高望重，招生规模动辄数千，这也反映了当时对教育的重视和对知识的渴求。
士燮年轻时，他负笈游学至颍川，拜入了名士刘陶的门下，深入学习《左氏春秋》。士徽这才想起来父亲似乎也是颇有名望之人。
士燮的学问和品德，很快吸引了一批批中原的士人前往依附避难。这些士人中，不乏名望显赫之辈，如袁徽、许靖、刘巴、程秉、薛综等。他们或是因战乱而流离失所，或是因政治斗争而寻求庇护，纷纷投奔士燮，使得士燮的身边聚集了一大批人才。
这些人才的到来，让士徽意识到，若是能在学校中任职教授学生，那么不仅能为他们提供一个安身立命之所，更能为将来培养出更多的人才。
阳光明媚，士徽踏着轻快的步伐，来到了父亲的房。房内，香四溢，士燮正坐在桌前，专心致志地阅读着籍。士徽轻轻敲了敲门，士燮抬起头，看到是自己的儿子，便放下手中的，微笑着示意他进来。
士徽走进房，恭敬地向父亲行了一礼，然后开门见山地说道：“父亲，我有一事相求。如今我们士家虽然势力雄厚，但在这乱世之中，若无足够的才智之士辅佐，恐怕难以长久。我想请您出面，邀请那些依附在我们治下避难的学士们，让他们为我们的家族出谋划策。”
“徽儿，你的想法不错。这些学士们都是饱学之士，他们的才智和经验，对我们士家的发展确实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你要知道，这些学士们各有各的脾气和性格，要想让他们真心为我们效力，并非易事。”
“父亲，我明白您的意思。学士们最在乎的无外乎名声。”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
“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
“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
“可以说，立德为政教之事，立功为社会之事，立言为学术之事。立德、立功、立言都为名之实，是“立名”的前提。”由此便造成了一种留名的心理。在这种心理的驱动下，人们不仅希望“名竹帛”，而且纷纷“立碑镌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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