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于可远头一次尝到被一个通政使司官员盘问的滋味，说实话，他一点都不喜欢。
这一切都发生在翰林院的大堂，这间明明很光亮宽敞的大堂，现在却显得晦暗又狭小。这群人虽然都站在各自的大案前，或者坐着，但大多数人的目光并不望向翰林学士杨百芳，而是望向他自己，仿佛他把手伸进别人饭盒被当场抓住时的感觉。
这都是赵贞吉搞的鬼！
大案的一边坐着大约九个官员，中间便是都察院左都御史马忠。于可远看到他时就有些苦恼，来的为何不是右都御史胡远呢？那事情是不是就简单许多？马忠左边的是通政使司和翰林院的几位大人，右边是国子监和另外几位御史。稍下面一些是一个办，负责会议记录。还有一些座位是给前来旁听的公公坐的。
每个官员获准有下属陪同。因而于可远便让钱景陪在自己身旁，当然坐在他身后面一点，还加上张余德所谓的精神援助，嗯，没有用的口头话罢了。
马忠要求各部衙做开场陈述。第一个就是翰林院，而杨百芳进行了简单的陈述后，就将矛头指向自己，很明显这些人都串通一气了。
于可远的作业做得相当不错，他将钱景在密轴里讲述的内容全都复述了一遍：诸如翰林院以高效率的标准运转，并确确实实在支持和服务其他部衙的工作。
接着马忠又问到詹士府的一些差使。
他照例按照钱景所写的回答，很尽心，很称职。
通政使司的那位左通政刘茂开始发问了。他轻轻咳嗽两声，似乎在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其实他的身份已经足够引起旁人的注意力——为数不多的赵贞吉的支持者，这多有趣！
然后他问于可远，是否认识张邕。
听过，但没见过。
话当然不能这么说。
“不曾听闻。”于可远这样说了。若比官职，这个左通政品级还没有自己高呢，但到底实权更大，所以二人便以平级论了。
他继续向于可远说，张邕是詹士府的一名小官。于可远告诉他，詹士府有五百多名官员，不可能指望自己全认识。
这时刘茂声调拔高了，其实是大声压过了于可远，并且说这个人是被其他官员弹劾，然后罢黜了，后来回到老家还写了几首诗。
嗯，怀才不遇随便写点诗词，这不是很正常吗？
刘茂冲着于可远挥着一叠纸。
“这是那几首诗词，每首都触目惊心！”他说道，同时扫了一眼公公的位置，“这个张邕在诗词中对朝廷，尤其是对你们詹士府挥霍朝廷公款的情况提出了触目惊心的指控！”
于可远有些不知所措。
他不知道为何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詹士府并非只有他一个官员，但今天到场的只有他自己，谁让他身兼数职呢？
他转向钱景，“你知道这回事吗？”
钱景说：“属下并不知道张邕作诗这回事。”
然后他小声念叨着，“真是意外，真是意外之祸啊！”这还真是让他充满信心。
于可远继续问钱景，这个人是谁。
“他就是个捣乱的，大人。”钱景说。意思是，这个人不明事理，这
几乎是最大限度的辱骂了。
于可远显然比钱景要不了解这个张邕，他问诗里都写了什么。
“属下不知。”
于可远渐渐冷静下来。
这个时候，最应该做的事情其实就是——
“拖延。”钱景也忽然提到这个主张，真是大有帮助。
他总要说点什么。“拖延？”他轻轻在心底念叨着，这话的意思就是避免回答。
但他依旧有些恼火，努力忍住火气，但并不完全奏效。这就像是被送进了暴风骤雨里，连把雨伞都不给，亏他是自己信赖的下属！
这时刘茂在叫他了。这样正好，否则的话，恐怕这个钱景就没法活着讲这件事了，开玩笑地说。
“你和你的属下商量够了吗？于大人。”刘茂问。
“十二分够了。”于可远表达出自己的不满。
刘茂朝着马忠点了点头，然后笑着说：“让我给你读一读他这首诗里面揭发的令人发指的事实。”
然后刘茂就念出了下面这句话，当然是翻译过的：“嘉靖三十六年四月，詹士府遗弃一座废弃仓，仅用于堆砌物品，冬季却仍旧日夜以炭火供暖，每日维护费用八十两。嘉靖三十七年八月，詹士府送往裕王府的日常所需，名单记录价值二十万两，实际送达不足三万两，同日送往景王府日常所需，名单记录价值二十万两，实际送达超过五十万两。对此，于大人有什么话要说的？”
自然，对此于可远绝对无话可说。
他指出，如果不做出事先了解，他是不可能回答这种具体问题的。这是为官的严谨性，谁知道这个张邕是在撒谎还是喝醉了酒？
刘茂不得不认可这个理由，但他声称自己质疑的是一个原则性问题：“于大人，我问的是，面对这样骇人听闻的浪费和篡改，你还能提出什么理由来解释？”
于可远沉默着。
这时马忠似乎认为他应该回答。
于是于可远尝试回答了一番，“或许有些东西，在低温下不能保存，所以詹士府才会日夜以炭火保温。这应该取决于里面储存着什么。”
于可远的话正中刘茂的下怀。“一些铜线。”他立即说，然后笑了。
满堂的官员也都在笑。
“所以……”于可远又琢磨是不是有别的理由，“铜线在潮湿环境下，会被腐蚀，难道不是吗？”
“都是上锈的，无法继续使用的铜线！”他说，继续等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