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大宝发愁的样子，我笑话他是胡骚情，说你的小煤窑要是不挣钱，那南山北山的上百个小煤窑早就该关门了。
说话间，我们已经到了小煤窑井口。
大宝指着井口的一排新房，还有房头架在电线杆上的变压器说，去年挣的钱都花在了这些东西身上。
架了八百米专线，装了台变压器，算上给电力局交的电力增容费，光是为了给煤窑通电，就花了三十好几万，让他肉疼的好几天没睡好觉。
我安慰大宝说，别这么悲观，还是多想想电通了后，就能在井口安装小绞车，每天至少能多拉五六十吨煤出来。
每吨煤不多算，就按二十块钱利润说，每天你能多挣一千多块，用不了一年，就把拉电花的钱全挣回来，以后每年是不是能多赚三十几万？
给小煤窑架条专线，把动力电通上，是我半年前给大宝的建议。
附近的小煤窑虽然很多，但能通动力用电的还没有。
大宝的煤窑从地面挖起，顺着煤层的方向一直向斜下方挖去，三四年过去，已经挖进去了一百多米。
井巷越挖越深，运输距离越来越长，运输效率低下成了制约煤炭产量提高最主要的因素。
早年的小煤窑基本是靠人工挖煤，挖出的煤炭靠矿工用手推车运出地面，井巷狭窄又有坡度，运输难度很大，运距越远运输能力越低。
对大多数上不了规模小煤窑来说，这个问题是个难题。
井下的煤挖出来不难，难的是挖出来的煤不能及时运出去，不想办法突破运输瓶颈，提高产量是非常困难的。
我在榆树坪矿工作了十年，虽然没有在一线当过采煤工掘进工，也没有在业务科室搞过生产管理，但对煤矿生产经营的全过程不陌生，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外行。
当了几年科长，每天早晨七点半的生产调度会，是全矿各部门各单位领导的必修课，风雨无阻，星期天也不例外。
调度会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昨天存在的问题，安排今天的工作，提出解决各种问题的办法，协调各单位之间的配合，内容涉及到井下生产的每一个环节。
对我来说，每天的生产调度会，都是一节学习煤炭生产知识的专业课。
国有煤矿的机关干部，不管你是哪个层次的领导，都必须定期下井，或者参加生产劳动，或者去生产现场检查工作，发现和指导排除安全隐患，这是规定，是制度，是强制性的约束。
当时的煤炭部每年都会发件，对全系统各级领导干部每个月的下井次数提出具体要求，并且每个季度都会在新闻媒体上公布部属各局的局长、党委记的下井次数。
各个矿务局会根据部里的要求，定期检查下属企业处科级领导干部的入井情况，达不到规定次数的会被通报批评，当事人要做检讨，写保证。
领导下井，可不是装样子，走过程，也不是靠蒙混能过关的，有一整套的流程和监督措施。
先是在井口浴室换好工作服，穿上长统胶靴，戴好安全帽，去矿灯房领取矿灯和呼吸自救器。
然后，在井口处进行详细的登记，包括姓名、单位、职务、入井时间，本次入井拟去的区域、工作任务和随行人员的情况。
最后，由专人进行搜身，确认没有随身携带香烟、火柴、打火机等违禁品后，你才能进入井口，或步行，或乘用交通工具前往工作现场。
干部升井时，依旧要在井口进行登记，记录升井时间。
制度规定的很明确，干部入井时间不足四个小时，不计入当月入井次数，不发放入井费和班中餐津贴。
在全国范围内，恐怕没有哪个行业，能像煤炭系统这样，对各级领导干部深入生产一线现场，有如此严格明确的制度，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煤矿工人的工作环境有多么恶劣，危险程度有多高，多么的令人畏而却步。
您要是不信，可以翻翻当时的《中国煤炭报》，看看它是不是每个季度都会发公告，公布煤炭部直属的几十个矿务局主要领导的入井次数。
公告中不仅有各局的局长、记的入井次数，还有分管生产、安全的副局长，总工程师的入井次数。
在当副科长、科长的几年里，我每个月都要下几次井，把榆树坪矿井下的角角落落都跑遍了。
或者是参加矿上定期组织的安全生产检查，或者是参加义务劳动，或者去现场查看和自己科室业务有关的工作开展情况。
所以，不客气地说，除了一些专业性很强的纯技术问题，煤矿生产企业的日常管理工作，能难倒我的事真不多。
自己虽然不是屠夫，也没拿过杀猪刀，但看别人杀猪多了，对怎样杀猪心里是有谱的，知道往哪个部位捅刀子效果最好，知道应该先脱毛还是先开膛。
如果哪天屠夫不在，现场没有其他人堪用，我觉得自己会提着刀子下场，不介意当一次刽子手。
卫大宝听从了我的建议，几个月前给供电局交了用电申请，赶在春节前架设好了供电线路，安装好了变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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