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知道周林不是不懂烈酒肯定有市场，但压价是商人的本性。现在物价高涨，原来和平时期，比较好的醇酒50-80钱一斗，现在能卖到200-350钱，普通米酒20-30钱一斗，现在卖到了80-120钱，价格基本都翻了三四倍。
而烈酒是新产物，一是不知道销量如何，二是怕沈晨漫天要价。所以不管是从味道上好，还是价格上来说，周林如果真的想尝试贩卖这种新奇事物，必然会选择对他这个厂家进行压价。
因此沈晨也懒得跟他绕什么圈子，直接以半价先让周林拿去卖。销量再来拿货，销量不好就把货还回来。反正他现在酿的也不多，权当是搞饥饿营销了。
“这样吗？”
听到他的话，周林目光在沈晨身上打量思索，自己的心思看来被这小孩子看穿了，便也干脆不装了，说道：“既然如此，那些瓷器？”
沈晨摇摇头道：“瓷器不比酒，酒要看人们口味。瓷器的好坏一瞧一摸就知道，这就不能半价了，得实价。”
“但瓷器的价格波动也比较大呀。”
周林为难道：“人们天天都要喝酒，但瓷器只需要买几个就行，现在蜀中多用江东白瓷，你的瓷器虽然看着不错，可想卖出高价可不容易。”
“这个可以谈嘛。”
沈晨也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酒在汉朝社会属于必需品，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酒。
它就如同水一样属于刚需，达官贵人日常饮食要酒，举行宴会要酒，家里来了客人也要酒。不止是贵族，普通百姓也需要酒来弥补过于单调的生活。
而瓷器就不同，普通百姓家盆盆罐罐不需要太奢侈的高端瓷器，自己就烧点陶罐陶碗能用就行，后世出土了无数陶瓷，可真正值钱的永远都是那些最好的官窑出品，因为它们在那个年代本身就是奢侈品。
所以酒可以卖出价，但制作更精美的瓷器却很难卖出高价。因此在瓷器的价格上沈晨也必须要松口，甚至可能要比江东白瓷价格还低，否则的话人家还不如从江东买白瓷回益州呢。
周林思索道：“碗我只能给15钱一只，瓷罐的话0钱，还有瓷盘瓷碟瓷盆瓷槅瓷洗瓷钵瓷杯瓷耳瓷盏托烛台虎子唾壶瓷枕瓷壶瓷樽”
他一口气说了数十种瓷器，都是当时流行的陶瓷用具。比如所谓的虎子其实就是模仿的战国时期的青铜虎，唾壶则是平时吐痰用的东西，还有夜壶、枕头、碗碟一类，家用器具较多。
但周林每说一种，沈晨的眉头就皱一分。因为江东白瓷碗在荆州市面上一只的价格在0-50钱，进价的话最少在20-30左右，周林报出来的价格，基本都算是在对半砍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古代的瓷器一直不算贵。比如后世河北出土过宋朝的白釉刻花莲瓣碗，碗底刻着售价「三拾足陌」；福建也出土过宋朝的褐釉瓷瓜楞盖碗，盖底也刻著售价「三拾」。
而根据《居延汉简》记载，汉朝的瓷器价格其实要比宋朝还低，正常年月普通瓷器维持在5-20钱左右。但白瓷属于高端产品，因此价格会贵一点，再加上又是乱世，价格会更高。
毕竟北方现在都乱成这样，谁还做瓷器啊？这都是南阳窑洞里的瓷器，所以即便是普通瓷器也涨了不少，大概在10-30钱的样子，白瓷的价格在北方更是翻了好几倍。
虽说沈晨在南阳窑洞搞出来的是新瓷器，价格应该比老牌的江东白瓷要低些，可再低也不能低成这样。周林完全是把他的瓷器当普通瓷器在卖，砍了太多。
只是深思熟虑之后，沈晨最终还是答应了他的条件。一是新瓷器确实没有经过市场考验，周林也不一定能够知道这些东西在益州就会受到欢迎。
二是人家那么远行船，不仅承担了巨大的成本，还有很高的风险。万一市场反响不太好，那么这一趟就是亏本，买卖自然就划不来。
所以价格偏低一点，也是可以理解。
想到这里，沈晨便说道：“先生说的价格是比较合理的，可惜了，我漏算了一点，今年刚刚出产了瓷器就急着找先生贩卖，如果先在荆州找商家出手试试，也许就能看到它是否能被世人所接受了。”
周林听到这句话，笑着说道：“这倒也简单，我在荆州有几个商人朋友，若是沈小郎想的话，我可以帮你介绍一下。现在最精美的瓷器就是江东白瓷，你的瓷器也算是上品，如果能够打破江东白瓷的垄断，想必很多人愿意看到。”
垄断一词出自《孟子》，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商人们就已经知道了什么叫垄断权。
就像现在。
江东白瓷其实并不是说只有江东产白瓷，而是北方目前战乱，以前的各类瓷窑基本都已经关闭，产量少得可怜。
而荆州和益州做瓷器的土质远不如江东地区，就如后世景德镇一样。景德镇之所以能成为瓷都，就是因为当地的土质特别好，适合制作瓷器。
因此荆州和益州产的白瓷在精美上就比江东白瓷差了很多，高端瓷器基本被江东白瓷垄断。
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价格高低往往都是江东的瓷器商人们说了算。
他们这些远航商人非常吃亏。
如果有人能够打破江东白瓷的垄断，价格更低廉的话，作为商人逐利的本性，想必人们也更愿意与沈晨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