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件事则是给党卫军扫盲。李默涵部虽然要的是一支为自己效愚忠的部队，但也不希望他们是盲，所以特地招募了一批教先生给全军上下扫盲。不过，李默涵只让他们教士兵认字，却不许教授其他东西。
思想、主义之类的东西，只能由李默涵来灌输。李默涵给党卫军灌输的那一套思想后世称之为国家主义。国家主义认为国家的正义性毋庸置疑，并以国家利益为神圣的本位，倡导所有国民在国家至上的信念导引下，抑制和放弃私我，共同为国家的独立、主权、繁荣和强盛而努力。
国家主义主张全民利益。原则上，国家主义不反对专业官僚治理国政，但是国家主义反对那种坏的**的官僚统治。
国家主义承认资本主义甚至维护资本利益，但是国家主义主张限制资产阶级，打压资产阶级不顾全民利益的疯狂追逐私人利润的运动，疯狂消费的运动。
国家主义主张运用国家力量，从道德和法制两方面遏制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大和垄断，要求确保国家体系在市场经济中的的独立和中立性。
国家主义要求国家同时并用市场调节经济和国家有计划管理两种方式调节治理国民经济。因为所谓国民经济，必然是应当有利于全体国民，而不是单纯地有利于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少数人独富的私民经济。
国家主义主张，国家绝不应当允许资产阶级以金钱力量操控任何国家机器和收买官僚。
国家主义主张必须保留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由国家控制重要经济资源，以国家有计划作安排的方式，制订社会就业计划，逐年吸纳和改善当前迫在眉睫的大规模失业问题。
国家主义坚决反对让市场及资本力量控制教育和卫生体系。认为国家有严肃的责任主办国民教育，主张国家有不容推卸的责任，维护人人有病都能得到救治的的国家医疗卫生体系。
国家主义主张运用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全面力量，参与国内和国际经济活动，而不是从国民经济中全面退出，坚决反对把民生经济，委托给贪婪成性、肆无忌惮的私人资本和市场力量。
国家主义主张国家应当特别关注社会中的弱者，不能让赤贫无助者哀哀无望地等待富豪们那种残羹剩饭的伪善施舍。
国家主义主张：由国家对当前经济中的所有受损害者以及贫苦阶级的利益给与补偿，防止他们铤而走险。
眼下虽然党卫军的成员们因为受历史、本身知识水平的局限性，还无法完全理解李默涵的这套理论，但是李默涵相信，他们慢慢地会在现实生活中消化并吸收这些东西。
一眨眼距离党卫军成军已经快三个月多了，信阳方面还是没有任何消息给李默涵，李默涵着急了，向信阳行辕发电报询问。
原来在这段时间里，白朗闹出了很大的动静。白朗攻克了唐县和禹县两座县城，打垮守军近一个团的兵力的同时，他们分兵袭击了京汉铁路，使列车停顿下来，有力地牵制了袁世凯军队的南下。正如当时国民党主办的《民立报》所称“白狼已与民军合作，军容甚壮，纪律亦严”，“足以扶助（河）南省独立，将来不难分兵直捣北京”。
“二次革命”失败后，河南以及邻近地区一些不愿坐等屠戮的革命党人和青年学生纷纷来到白朗军中，他们向白朗提出“要革命，到南方找孙”的主张，白朗也愿意取得革命党人的合作和接济，遂自号“讨袁军”，于12月下旬挥军东征。
尽管段祺瑞调兵遣将进行围堵，但是白朗总能见缝插针，剑走偏锋，不光跳出包围圈，还能屡屡重创官兵。更要命的是，白朗每到一处，就焚烧教堂，绑架洋人，甚至把洋人人质推到阵前当挡箭牌，这让官兵投鼠忌器。
焚毁教堂、绑架传教士使北洋政府在国际上大丢脸面。“焚教堂、戕教士，酿成交涉”，是北洋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情景，而白朗硬是逼着它看到了这些最不愿意看到的情景：列强或强烈抗议，或电令北洋政府速速派兵保护其侨民，或要求赔偿损失，或“剿匪建议”不断，或派员亲赴河南“观战”。驻京各国公使甚至“拟电本国政府各派兵若干，帮同剿办，以期早为肃清。”
正因为如此，驻北京的各国公使馆、北洋国会和中外舆论都对主持剿匪的河南都督张镇芳的无能大加指责，迫使袁世凯改派其陆军总长段祺瑞兼任河南都督，指挥北洋陆军的精锐部队四面包围，“严密防堵”。
然而白朗军忽东忽西的流动作战，在加上各路人马明哲保身，阳奉阴违，段祺瑞也有些力不从心。袁世凯在给段祺瑞的电报中哀叹不已：白匪久未平，各国报纸谓政府力弱，不足以保治安，乱党（指国民党）又从中鼓吹，殊损威信。因而中国债票跌到百分之十二三，续借款愈难办，关系全局甚重，部长（指段祺瑞）久在外，各国注视白狼更重，且久不平，尤损声威。
对此段祺瑞在回电中甚感惭愧地承认，劳师糜饷，贻笑中外，久劳师旅，未靖匪氛，殊深愧悚！这些无可奈何的言辞，说明白朗军给北洋政府确实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眼看自己的心腹爱将受了这么大委屈，袁世凯有些不舍，便再次走马换将，改派田烈为河南都督，加派了陆建章、赵倜、张敬尧等师负责督剿，甚至杀一儆百地枪毙过弃城而逃的“失职”县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