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年，德国人很忙，在西线德国人在一月时用飞艇轰炸了巴黎、在二月发动了旨在让法国人流干血液的凡尔登战役、在四月又支持爱尔兰罗杰凯斯门特爵士发动反对英国的复活节起义、在七月进行了索姆河战役，期间双方都投入了从中国引进或者按照中国图纸生产的各种坦克。在东线，德国人不得不帮助奥匈军队抵御沙俄和罗马尼亚。
用后世历史教科上的说法，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是中国发展的黄金时期。从191年到1918年的五年时间，对欧洲人来说可能是黑暗的，但是对中国人来说是光明的黄金五年。危机危机，欧洲的危就是中国的机，尤其是对于李默涵来说。
借助大量的外贸订单，商丘、徐州等地的工业园区里的企业全部都是满负荷运转，一车一车的物资运出去，一把一把的美金运进来。工业股票的分红象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就连思想最保守的地主老财都恨自己没多那些土地出来换购股票。除了工业园里的企业，民间企业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与历史上不同的是，这些民族资本工业使用的机器不再是日本货，而是大量采用了由商丘工业园出产的国产机器。
工作量大了，招收的工人很快就通过实际操作从生手变成了熟手，好多中国人逐渐成长为技术骨干。老师傅董海原来是江南制造局工作的，他看着轰轰作响的机器，也是一面搓手，一面傻笑，此刻，他心里也满是成就感。吃着东家的饭就应该给东家干着活，想起这一个月为了制这台纱机，那可是没少报废料子，光是切下的钢管和铁板的边角料都能装两大车，要是放在过去在机器局，那些管事的老爷和工头们早就曰娘草祖宗地开骂了。
可眼前这为穆经理不这样，这一个月造机子的材料不够了，立马就着人送来，大家伙每天加班的时候，特地让伙房开小灶。顿顿有肉不说，能喝二两的还给喝二两。除了好酒好肉，每人每晚还补贴加班费。
终于，在大家的努力之下，成功地仿制除了德国海德堡织机，随后与纺织主机配套的开清棉机、梳棉机、并条机、粗纱机、细纱机、络筒机、捻线机、摇纱机、小包机、中包机等都顺利诞生。
穆藕初还在全国各地的知名报纸上大做广告：
本公司以提倡国货，提高国货技艺为宗旨，振奋工商界人士的士气和信心。让所有人大批知道，一切国货的种类与品质的改良，以国货来代替洋货。中国欲富强，非发展工商业不为功，而发展工商业之第一步，又非提倡国货不足以起衰救作弊。穆某不才，希冀国人发扬爱国精神，购用国货，农工商各业要奋起增加生产能力，复足作竞进改良之导，希望大家能为国家增气，为国货增光。
欧洲的战争还为李默涵提供了大量的欧洲专家技工，其中以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最多。他们大多是滞留在中国或者原本是在日本工作的，欧战爆发之后，留在中国的德国、奥匈专家技工都被李默涵搜罗过来。而在日本工作的德国和奥匈专家技工因为是帝国侨民，日子十分难过。虽然日本承诺他们会给予优待，但谁都不愿意过阶下囚的生活。
于是乎，李默涵通过周明顺的美国巨杉石油公司发布招工广告，然后整船整船的把这些专家技工运到中国来。除此之外，周明顺还更进一步，还大量招募为了躲避欧战而逃到美国来的欧洲技工。一时间，商丘、徐州大街上随处可见金发碧眼，高鼻子深眼窝的洋人。
在商丘东北角，有一大片刚刚平整出来的空地，在这篇空地上浸礼会捐建的协和医院也开始了建设。医院主体建筑由美国来的建筑设计师设计，因为有教会背景，因此医院的主体建筑是带有哥特教堂风格的主楼。主楼两边是员工宿舍、食堂、专门的发电机房等附属设施。虽然大型的x光检查设备还没有到位，但是一些基本药物已经跟着先期到达的医疗队到了商丘。
商丘比不上上海、北京、天津、武汉这样的大城市，作为一个内陆小城，民风总体偏向保守，因此对这家西式医院多少存在着一些抵触。尤其是西医的检查方式，比如用压舌片检查扁桃体，用听诊器在胸口按来按去。男的还好，女性尤其是那些大户人家的夫人小姐，对于这样的身体接触一下子很难接受。
于是，李默涵率先垂范，带头领着自己的家眷去协和医院检查身体。然后是党卫军各级军官、政府官员。在后来，李默涵下令党卫军里的军医和医护兵都要到这家医院来学习。
有李默涵带头之后，外加这一时期的中医自己也不怎么争气，民间渐渐开始接受了西式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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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护国战争开始之后，袁世凯对蔡锷恨入骨髓，政事堂通令各部署，凡与蔡锷有关的人一律予以撤职，在各省中和蔡锷有关的人，也都撤职，在各省机关的云南籍职员以及是蔡锷的旧属都受到迫害。袁世凯又命湖南巡按使沈金鉴查抄蔡锷湖南原籍的财产。可是，蔡锷虽然名满天下，却穷无恒产，蔡锷的太夫人和妻子都已闻风躲了起来，只有一个兄弟是办木厂的，早已和蔡锷分了家。蔡锷本人只在杨度所办的华昌公司有点股份，于是就把这股份没收。
袁世凯一方面如此大张旗鼓，一方面又想用软化的手段走迂回的路线来缓和蔡，他找到蔡的老上司李经羲，因为蔡锷是李经羲一手提拔和最早赏识的人，袁世凯特别赏赐李经羲貂裘一袭，打算在局势许可时派李经羲赴云南宣慰，这简直是水中捞月的打算。
李经羲接受袁的貂裘后，曾有谢恩折：“上赐貂皮外套，光采非常，裁量恰合，举家惊宠，望阙感惶！”等语。
同时，袁世凯又把已经冷落许久的熊希龄找到北京来，熊希龄于5年1月16日抵京谒袁，袁留他共进午餐。熊希龄是蔡锷的好朋友，熊希龄任国务总理时，曾保举蔡锷为湖南都督。袁世凯想请熊希龄南下，去云南说服蔡锷“悔罪自投”，当可“不究既往”。
熊希龄到北京，表现得很麻木，当他抵京时有记者迎于车站外，问他对于国体问题的意见，他摸着脑袋说：“我来京之前，未有所闻，在路上看见筹安会的宣言，才知道有这回事，我对政情已隔离了许久，一切都不大清楚，因此对国体问题我毫无意见。”
记者又问他对于新宪法的态度如何？他说：“我不是律师，又没有学习法律，对此亦无意见。”这些话否认得离了谱，因为熊希龄忘了在逊清末年间随同五大臣出洋考察过宪政。那时他还是一位宪政专家呢。
熊希龄是湖南凤凰人，他组阁时，人称为凤凰内阁，所以他这次入京，被称为“有凤来仪”，是洪宪朝的祥瑞。然而凤凰有他打算，5年2月8日，他假口南下疏通，而一去不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