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出生在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初，儿时无法理解的社会现象，现在有些初步的理解。
像前章所述的疯子，就是属于这种后遗现象了，当年确实是我们村里面非常优秀的人物了，哪怕是疯了，也可以看得出其质彬彬的一面，就算是去要饭，也要得如此儒雅，如果说儒乞一说，当非他莫属了。
长大一些的时候，一者年纪大了些，二者应该是社会风气也开放了些，逐步地可以开始听一些另类的言论，这其中首当其冲的是我的伯爷爷。
我爷爷是两兄弟，爷爷去世得早，在我刚出生没多久就离世了，以至于我基本上是没有印象的。
伯爷爷比爷爷长几岁，身子板挺硬朗，也许是当过兵的原因，身体还不错，竟然没能把他折腾没了，现在虽然看得出来身上有伤，但是走路依然健步如风。
从别人那里听说，我这个伯爷爷当年可是了不得，当过兵，三十岁不到的时候就当上了我们省城的一个区警察局局长，后来参加了长沙会战，再后来解放后就赋闲在家了，然后就是活动期间，作为一个国民党中级官员，所能受到的待遇大家大概可以自己想象了，不过好在他的身子骨不错，虽然没少折腾，倒没什么大碍，直到前几年他九十多才离世，也算个小奇迹了。
伯爷爷或许是因为无聊，也或许是因为在村里面没什么人愿意和他说话，所以他倒是经常会给我们讲故事，不过没听他讲过自己的故事，他说的都是其他人的或者是我们家人的。
比如说他会说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太公，太公是二十年代早期的地下**员，属于地下情报战线的，平时以贩卖小猪或者是行商走货为掩护，因为我们家族祖上一直是行商的，曾经在我们县的西半部是首屈一指的富商，所以他以行商走货为掩护是最正常不过的了，也许应该是说他原来就是行商走货，只是加入**以后就以这个为职业掩护了。因为是地下工作者，所以他们是单线联系的，可惜的是大革命失败以后，太公的上线牺牲了，太公听说组织上有不少人去武汉了，所以太公也就去武汉寻找组织，同时也是避风头，去了几年没有找到，等风头过了以后就理了光头回乡，也不能行商了，后来就在乡里找了份事做，当什么官不清楚了，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乡长之类的吧。伯爷爷说太公非常厉害，打算盘在乡里无出其右者，太公也做了很多好事，当乡长的时候为乡里修桥铺路，有好几座桥到现在还一直在用的，快上百年了，一直很好。
可惜的是他老人家也活的不长，没能挨到解放，而在9年的时候村里过兵，太婆因为听到枪声害怕，把太公的党员证藏在灶膛的砖缝里面，结果可想而知，灰都没有了，于是太公留存于世上的记录就是一个国民堂时期的乡长。
这个是祖上的事情了，本来不应该拿来在这里扯，只是因为这个，我父亲和我伯爷爷的其中一个儿子，比我父亲大几个月，他们两个一年读，成绩都非常好，初中毕业的时候就是乡里面保送高中的唯一两个人，可惜政审的时候，因为太公和伯爷爷的政治关系，所以被刷下来了，我想这也是父亲年青时消沉那么多年的原因之一吧。所以伯爷爷经常会感叹，如果他妈妈（我太婆）当年没有把他父亲（我太公）的党员证烧了或许他儿子和我父亲的命运就会不一样了吧。他经常和我们唠叨这件事，当时我们也只是觉得老年人的回忆真啰嗦，现在成年了，也就知道，这或许是他平生最大的憾事了，他没有因为折腾而觉得怎么样，但是却始终觉得因为这些影响到后代的前途而无法释怀。
等长大些的时候，伯爷爷再和我们抱怨的时候，我们就经常和他开解，如果是那个党员证没被烧掉，或许我们几个都没有了吧，因为有了党员证，或许父亲和堂伯父就都不在老家了，当然，我们不能去说，就算有了党员证，问题是伯爷爷还是当年堂堂的警察局长呢，到现在最少也是正科级干部了，有一个党员证，也未必能够避免政审被刷下来吧，如果我们这样去劝，真不知道伯爷爷会不会生气了，虽然印象中的伯爷爷脾气一直很好，没见他动过气。
伯爷爷去世的时候我没能回去，几年前的事情了，从心底里，真的想回去看看他老人家，那个被年代扭曲的老人家，我经常在想，如果他老人家生在正常的年代，该是什么样一种出息或者说作为，当然不得而知了，三十岁不到就成为警察局长，在现在这样的和平年代，估计除了关系以外也就不大有其他可能了吧，所以，时势造英雄这句话是没错的，安息吧，老人家。
